第29章 官员们的不良嗜好(二)

第29章 官员们的不良嗜好(二)

官员身为“父母官”,应理朝政,沉湎于戏剧,是有违官箴的,往往要受到纠劾。官场道德向来认为唱戏属三教九流,耻于挂齿,“衙门中,第一以不抹牌,不唱堂戏为高”。但是由于吏治败坏,特别是清末,官场腐败,再加上皇帝后妃们都迷上看戏,慈禧就专门在宫中修了大戏台,以供自己观戏。清末北京城中着名的四大戏台:紫禁城内宁寿宫院内的畅音阁、颐和园内德和园大戏台、圆明园的清音阁、避暑山庄的清音阁都是供皇家享用的。俗话说“上梁不正,下梁歪”,上行下效,因此官员也就肆无忌惮地沉湎于戏剧中,甚至以此为“排遣日月唯一之当务”,而对政务怠懈不理。这种官员比比皆是,清末民政部尚书善耆,酷嗜戏剧,竟至堂上办公时高唱。一次衙参,下僚刚要禀报公务,“善耆,忽一声倒板,四座惶骇,久之乃引散”。此景况被人视为“亡国之怪现象”的代表。善耆府中还建有戏台,他常令僚属陪他排戏,对自己喜欢的戏友,还提升官职。他的部下,副参领韩秀峰颇嗜京戏,其兄韩二刁是京中票友里有名的武生,善耆慕名将韩氏兄弟约到家中研讨戏艺,并提拔韩秀峰为正参领。清末新建县令汪以诚平时不理政务,“专主办戏政”,故被人戏称为“戏提调”。

清代许多官员为了自娱的方便而在衙署中自养戏班。反映清末社会百态的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府就专门花银子买了十二个女孩子,并聘了教习,办戏班。《歧路灯》也写某河南巡抚大臣说:“近日访得不肖州县,竟有豢养戏班以图自娱者。”官员到戏园看戏已违官箴,更何况私养戏班,那更是大伤风化。所以清朝规定衙署中不许自养戏班,否则予以处罚。嘉庆四年上谕:“嗣后各省督抚司道署内,俱不许自养戏班,以肃官箴而维风化。”乾隆三十四年还专门谕令:“敕督抚不时访查纠参,虽有一二人,亦不可徇隐。”虽然官场有所规定,但执行起来却多有变通,上面也是睁只眼,闭只眼,故屡禁不止,如清末官场禁烟禁赌一样,不了了之。

狎妓是中国古代官场最腐朽的风习,上至皇帝,下及重臣、名士都乐此不疲。

早在先秦时代,统治阶级已有将沦为奴隶的女性作为官妓以供军士游乐的现象,《战国策·东周策》载说管仲治齐,曾置“女闾七百”以佐军需。《吴越春秋》云:“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,使士之忧思者游之,以娱其意。”到了汉代,武帝更在军营“置营妓,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。”秦汉以后,朝廷设立“乐户”和“教坊”,蓄养女乐,即“女伎”。女伎们不但要满足狎妓者的肉欲,还要为其提供乐舞等娱乐。这也是官场达官显贵狎妓成为传统风尚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魏晋南北朝时,由于社会动乱,战乱频繁,士大夫们精神空虚,更是放浪形骸,拼命从情欲上寻求刺激。他们广蓄家妓,以金钱将女子一次性买下,供自己永久**乐;还另觅寻欢作乐的途径,狎妓之风一时大盛。当时文坛上的**诗艳语,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官场风尚。

唐代是我国古代娼妓的发展时期。朝廷设立“官妓”制度,为妓者在官府注籍登记,由官府供应脂粉,在官府设立的机构中“营业”。因而唐代士大夫狎妓之风更是盛极一时,《太平广记》引《酉阳杂俎》“太仆卿周皓,贵族子,多力负气。天宝中,皓少年,常结客为花柳之游,竟畜亡命”就是一例。为狎妓,周皓打死了另一显宦之子,竟落得远逃家乡的下场。《唐阙史》载,唐代着名诗人,曾任中书舍人(即丞相的秘书)、侍御史的杜牧“性踈野**,虽为检刻,而不能自禁,会丞相牛僧孺出镇杨州,辟节度掌书记,牧供职之外,唯以宴游为事。”杜牧每天晚上都寻花问柳,牛僧孺竟密教兵士,“易服随后”暗中保护。该书又云,当时闲居洛阳的李司徒“声妓豪华,为当时第一,洛中名士,咸谒见之,李乃大开宴席,当时朝客高流,无不臻赴”。可见当时官场士大夫狎妓风气之盛。更有甚者,唐朝重臣、丞相李逢吉竟设计夺当时诗人、名士刘禹锡的家妓,遗笑千古。《太平广记》卷记载:“刘禹锡有妓甚丽,为众所知。李(逢吉)恃风望,旦阴以计夺之,约曰,某日皇城中堂前致宴,应朝贤宠嬖,并请早赴境会,稍可观瞩者,如期云集。敕阍吏,先放刘家妓从门入。倾都惊异,无敢言者,刘计无所出,惶惑吞声。”

宋代,朝廷对官吏狎妓曾有一定的禁令。《画墁录》云:“惟圣节(皇帝生日)一日许赴州郡大排宴,于便寝别设留娼。”其实这不过是做做样子。宋代士大夫狎妓一点不亚于唐代,连已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宋徽宗也以狎妓为快事。这个道君皇帝就是当时东京名妓白牡丹李师师鸳帐里的常客,《如梦录》云:“大梁驿原是宋时小御风巷风铃寺故基,徽宗幸李师师处,僭称师师府,下有地道通宫院。”上梁不正下梁歪,有如此荒**的皇上,当然更不乏风流的臣子。竟弄出君臣都狎李师师淆乱纲常的事来。张端义《贵耳集下》:“道君幸李师师家,偶周邦彦(北宋着名词人)先在焉,知道君至,遂匿床下。”《东京梦华录注》:“当时李师师家有二邦彦,一周美成,一李士美,皆为道君狎客,士美因而为宰相。”

明初,朝廷曾严禁官员出入妓院狎妓宿娼,情节严重的“罢职不叙”(《菽园杂记》)。但自嘉靖、万历以后,皇帝倦于勤政,而官员士大夫则陶情花柳,前期的禁令也形同虚设。在这种风气影响下,以南、北西京为中心,娼妓大量发展起来,当时人竟有“娼妓遍布天下,其大都会之地,动以千百计。其他偏州僻邑,往往有之。终日倚门卖笑,卖**为活,生计至此,亦可怜矣”(《五杂俎》)之类的感叹。

清代咸丰以前,禁止官员狎妓的法令是十分严厉的。但咸丰以后,禁令渐弛,官员狎妓逐渐增多,后来竟蔚成风习。官场竟有“无妓不欢,无妓不饮”的奇谈。光绪中叶以后,士大夫狎妓空前鼎盛,此时的妓馆,高张艳帜,车马盈门,娼妓也纷纷角逐于官场,一些官吏还公然纳妓作妾。有人做诗讽刺当时的狎妓陋习:“街头尽是郎员主,谈助无非白发中,除却早衙迟画到,闲来只是逛胡同。”“郎员主”即京官中的员外郎、司员、主事。“胡同”指八大胡同等妓馆。逛妓院,已成了这些京官们的主要娱乐方式。李伯元《南亭四话》录有一首《官押妓》诗,咏天津的侯补官狎游之状:“多半珊瑚结,褂子通行海虎绒,谁是官场谁买卖,夜来都打大灯笼。几人前导轿如飞,不是蓝围便绿围,记得大风倾侧日,何如车马压尘归。”十足表现出官老爷狎妓的派头。

清末官场,更演出了两幕颇为精彩的狎妓闹剧,震动朝野。闹剧的男主角竟是权倾一时的庆亲王奕之子,官居尚书、御前大臣之职的载振。女主角是妓女谢姗姗、杨翠喜。据《清末民初云烟录》载,谢姗姗事发生在光绪二十九年。谢珊珊本是天津一妓女,为载振所爱,当时载振任商部尚书,一次大宴宾客于余园,召集沽上名妓侑酒,珊珊也在被招之列。席上,载振及其高官们,在“群芳丛中嬉谑无度,丑态百出。一时钗横鬓乱,觥筹交错。珊珊被灌得大醉,醉中以脂粉涂抹在右侍郎陈璧的面颊上,引来满座欢笑。陈璧受之陶然,不以为忤。贝子(载振)正在张牙舞爪之际,更是顾而乐之。”这件事大失官场体统,被御史张元奇弹劾,迫于压力,慈禧太后只得下诏书申斥,责令闭门思过。

事过三年,又发生了杨翠喜事件。载振去东北办理公务路过天津,认识了天津名妓杨翠喜。道员段芝贵为了升官,花巨款将杨赎了身,献给了载振,段芝贵果然升迁,以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。不久,翠喜事在京中春光泄露,御史赵启霖上奏对段弹劾,牵连及奕匡父子。奏章上达后,朝野震动,清廷不得不下诏撤去段的官职,载振也迫于朝野压力,不得已辞去尚书职务。

中国古代官场除了狎妓,更显其官场腐败莫过于狎男妓了。狎男妓之风起源甚早,古代君主宠幸嬖臣的实质就是狎昵男妓。《艺文类聚》卷三十三引《汉书》,就谈及汉初高祖的嬖臣藉孺和孝惠帝时的闳孺,这两人“非有材能,但以婉媚贵幸,与上卧起”。魏晋南北朝时,狎男色之风就十分猖獗。男妓又称**、优童、歌童、像姑,多为年少相貌清秀者。狎男妓成为官场一陋习兴盛于明清两代,因为明代、清代都曾禁官狎妓宿娼,但狎优可以通融,于是狎男妓之风便在士大夫中兴盛起来。清代诗人蒋士铨《京师乐府词·戏旦》描述了官吏们狎像姑的丑态:“朝为俳优暮狎客,行酒镫筵逞颜色,士夫嗜好诚未知,风气妖邪此为极。古之嬖幸今主宾,风流相尚如情亲,人前狎昵千万状,一客自持众客嗔。酒闲客散壶签促,笑伴官人花底宿,谁家称贷买珠衫,几处迷留僦金屋。蛣蜣转丸含异香,燕莺蜂蝶争轻狂,金夫作俑媿形秽,儒雅效尤慙色荘。腼然相对生欢喜,江河日下将奚止?不道衣冠乐贵游,官妓居然是男子。”

清代称男妓卖**处为像姑堂子,故男妓又称像姑。像姑待客有“侑酒”,唱曲”,谈诗论画”和卖身。清人陈森写的《品花宝鉴》就有士大夫们狎像姑的描写。清代乾隆时的大吏毕沉就是有名的狎像姑者,他与京师昆曲旦角李桂官昵好,赵翼、袁枚均有《李郎曲》记二人事。《孽海花》写了个叫庄立人的官员,“喜欢蓄优童,随侍左右的都是些十五六岁的雏儿,打扮得花枝招展。乍一望,定要错认做成群的莺燕。高兴起来,简直不分主仆,打情骂俏的搅做一团”。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载:“这京城里面,逛相公(即狎男妓)是冠冕堂皇的,甚么王公、贝子、贝勒,都是明目张胆的,不算犯法。”可见官场上此风之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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